(2)“五过”。
是西周有关法官责任的法律规定。“五过”的具体内容是：
惟官，畏权势而枉法;惟反，报私怨而枉法;惟内，为亲属裙带而徇私;惟货，贪赃受贿而枉法;惟来，受私人请托而枉法。凡以此五者出入人罪，皆以其罪罪之。
(3)“三刺”制度。
西周时凡遇重大疑难案件，应先交群臣讨论;群臣不能决断时，再交官吏们讨论;还不能决断的，交给所有国人商讨决定。“三刺”制度说明西周对司法判案的慎重，是“明德慎罚”思想在司法实践中的体现。
3. 秦律中的“公室告”与“非公室告”。
秦律把杀伤人、偷盗等危害封建统治的犯罪，列为严惩对象。这类犯罪称为“公室告”，官府对此必须受理。但是，秦律把“子盗父母，父母擅刑、髡子及奴妾”等引起的诉讼，称为“非公室告”。对“非公室告”，官府不予受理。子女强行告诉的，还要给予处罚。提倡官吏主动纠举罪犯;同时鼓励罪犯投案自首，用以减少官府侦缉与追捕的困难。
(三)春秋决狱与秋冬行刑
1. 汉代的《春秋》决狱。
这是法律儒家化在司法领域的反映。必须根据案情事实，追究行为人的动机;动机邪恶者即使犯罪未遂也不免刑责;首恶者从重惩治;主观上无恶念者从轻处理。《春秋》决狱实行“论心定罪”原则，如犯罪人主观动机符合儒家“忠”、“孝”精神，即使其行为构成社会危害，也可以减免刑事处罚。相反，犯罪人主观动机严重违背儒家倡导的精神，即使没有造成严重危害后果，也要认定犯罪给予严惩。以《春秋》经义决狱为司法原则，对传统的司法和审判是一种积极的补充。但是，如果专以主观动机“心”、“志”的“善恶”，判断有罪无罪或罪行轻重，也往往会成为司法官吏主观臆断和陷害无辜的口实，在某种程度上为司法擅断提供了依据。
2. 汉代的“秋冬行刑”。
汉代对死刑的执行，实行“秋冬行刑”制度。汉统治者根据“天人感应”理论，规定春、夏不得执行死刑。《后汉书·章帝纪》载，东汉章帝元和二年重申：“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无以十一、十二月报囚。”除谋反大逆等“决不待时”者外，一般死刑犯须在秋天霜降以后、冬至以前执行，因为这时“天地始肃”，杀气已至，便可“申严百刑”，以示所谓“顺天行诛”。秋冬行刑制度，对后世有着深远影响，唐律规定“立春后不决死刑”，明清律中的“秋审”制度亦溯源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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