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中的不同意见哪怕是反对意见，是对决策的帮助还是对决策的阻挠？这一判断，是实现决策科学化的前提。
　　商鞅变法的故事众人皆知，然而，变法前的那段争论，更值得引起管理者在决策时的注意。
　　为了保证变法的进行，坚定变法的信念，商鞅向秦孝公反复强调，不能疑惑，不能讨论，即所谓“疑行无名，疑事无功”。在商鞅看来，尤其不能让下层老百姓参与关于变法的决策。因为智者和愚民不在一个档次上。“愚者闇于成事，知者见于未萌。民不可与虑始而可与乐成。”所以，“论至德者不和于俗，成大功者不谋于众。”尽管朝廷大臣中有甘龙、杜挚同商鞅争论，但是，这种争论对变法的决策并不具有方案讨论的意义，而是非此即彼的对抗。后，由孝公一槌定音，封死了反对者的口，变法开始推行。
　　人们大多赞扬商鞅变法的强国效应，秦国也正是在商鞅变法之后崛起的。然而，从逻辑上看，良好的效果不能推论出决策方法的科学性。商鞅变法的成功，不能推论出此前的“封口”和压制不同意见就是正确的。能逮住老鼠的猫固然是好猫，然而瞎猫有时也能碰上个耗子。假设我用求神问卦的方式决定了一笔生意，而且这笔生意还赚了大钱，我不会得出结论说求神问卦的方法就是正确的，更不会把求神问卦的方式无限制地推广到所有决策中。后来的人们，往往因为商鞅变法的成功而忽视了此前争论中存在的决策弊端，对这种变法陷入盲目赞扬，这是在当今的决策中值得警惕的。
　　按照现代决策的要求，人们一般认为，决策在提出问题确定目标阶段，尤其是在方案论证阶段，直到拍板定案之前，需要倾听不同声音，广泛征求意见，尤其要重视反对性的意见。而商鞅变法的决策，可以说基本出自孝公和商鞅两人的“密谋”，一开始就从根本上否定不同声音。只要有质疑和反对意见，就看作是“敌对势力”。这样，就使决策问题的界定、目标合理性的论证以及备选方案的完善等事项，成为不容怀疑的定论，决策的优化也就无法实现。造成这种偏失的根源，是古代的专制体制和对抗性思维。所以，不仅商鞅，后来的历次变法无不发生这种问题。比如宋代的王安石变法，支持者和反对者几乎水火不容，执政者一换马，政策就会来个180°大翻转。这样的决策，偶尔有成功者，如商鞅，但多数会失败。从决策方法的角度看，商鞅变法的成功具有偶然性，不值得在方法论上效仿。即使商鞅，虽然变法成功了，但他被五马分尸的自身遭遇不能不说同这种变法方法有关。
　　从思维角度看，产生这种失误的原因是追求“同”而不是追求“和”。西周末年，史伯就指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春秋时齐国的名相晏婴，曾进一步发挥了这种求“和”不求“同”的思想，强调只有不同的调料五味杂陈，才能做出美味佳肴；只有不同的乐器短长疾徐配合，才能演奏动听的音乐。孔子甚至把求“同”还是求“和”上升到做人准则，以此界定君子小人。在决策时，能不能放弃对立思维，而是从“和”的角度看待不同意见，是我们今天应该格外注意的。
　　当然，统一思想统一认识也是必要的，但有相应的领域。对于决策来说，以拍板为分界线，拍板前必须重视分歧差异，应该把反对看作是另一种提醒和校正。拍板后则要追求行动上的一致，不允许在实施中采取对抗手段。商鞅的失误，是混淆了拍板前后的区别。当今我们有些管理者，也知道决策中“和而不同”的道理，但是在拍板以前的论证阶段，听到不同意见，往往会下意识地认为这是反对、阻碍自己，从而影响了决策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