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入关后，面临着巨大的民族冲突问题。在“满汉之分”、“华夷之辨”的思想影响下，江南汉族才子普遍采取不合作态度。康熙即位之初，在辅政大臣鳌拜的主持下，对江南士人以拖欠赋税问罪，留下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典故。
　　本来，在古代拖欠税银是惯例，但鳌拜清查拖欠赋税，用意不在财政。清廷下令“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有意要杀江南士人的威风。一查，苏松常镇四府，有功名的欠税者多达13517人。这些人全部取消功名。其中三千人交刑部议处。顺治十六年的探花，时任翰林编修的叶方霭，家中只欠一厘，折算为制钱只有一文，上书求情，朝廷不理，照样革除功名，降调职务，被贬到上林苑任蕃育署丞，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下放到国家植物园管育苗。江南名士，被牵连到这一案的，还有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人。于是，就有了“探花不值一文钱”的说法。实际上，清查赋税云云，不过是一个借口而已。朝野无人不知，醉翁之意不在酒，收拾这批读书人，是杀鸡给猴看。
　　过了十几年，到康熙十七年，国内大势已定。这时，朝廷需要的是笼络文人。形势不一样了，政策也就不一样了。于是，由康熙皇帝亲自主持，以撰修《明史》为由，开博学鸿词科，并钦定徐元文、叶方霭、张玉书为《明史》总裁。科举取士在古代是国家大事，非常隆重，按道理，应该十分严肃才对。但这次的特殊考试却十分蹊跷，根本不按常规衡量文采，而是按照在社会上的名气大小，强行网罗在野士人。所以，当局极力要把当时几位闻名海内的大学者拉来，其中首当其冲的是顾炎武、黄宗羲、李颙和傅山。顾、黄坚辞不就，也就罢了，李颙和傅山被地方官用床板硬抬出来应试，遭到二位以绝食和自杀抗争。被强制参加考试的50个人，虽有希望借此机会飞黄腾达者，但持对抗态度者也不乏其人。如有十几人到晚上还故意不完卷，名士严绅孙竟然只写了不到题目规定内容的三分之一（一赋一诗，赋未作，诗20韵只完成8韵）。施闰章的应试诗，用了犯忌讳的“清夷”结句。但这些毛病皇帝一概不计较，50人齐入翰林院，实在不愿当官的几位，以年老为由授予内阁中书衔准予回籍。显然，这种考试依然是指东打西，强行拉人考试本身就说明了问题，答卷也是走走过场，只不过是借机传递出朝廷政策变化的信息而已。
　　在中国，这种指东打西的方式十分普遍。或者甲罪乙治，如上述清查赋税；或者千金市骨，如上述特科考试。总之，表面的理由和实际的内涵并不一致。中国成语中，这种方式非常多见，如指桑骂槐、李代桃僵、声东击西、围魏救赵之类。对此，我们不妨学一学春晚的蔡明，问一问“为什么呢”？
　　“指东打西”的行为逻辑，隐含的是中国传统中的“正名”习惯。在中国，对“名分”特别看重，什么事情都讲究名正言顺。所谓国人好面子，无非是名分在作祟。在上例中，清朝刚入关时，统治者在“华夷之辨”的道理上，是讲不过那些江南文士的，但处治你拖欠国家赋税，则堂堂正正，具有充足的理由。而当统治者要放下身段，求得汉族士人谅解时，无论如何也无法像当今的澳大利亚总理那样向当地土人正式道歉，所以，就以冠冕堂皇的开科举士来传递这一信息。这样，用很通俗的话来说，“大家面子上都过得去”。洋人刚刚开始同中国人打交道时，不了解这种民族心理，所以碰足了钉子。就拿英国人来说，从马戛尔尼访华一直到撒切尔夫人时期的香港问题谈判，都在类似的问题上栽了跟头。
　　“指东打西”的做法，在管理中具有一定的正面效应。尤其是对一些不方便公之于众的政策变化，它能够有效地传递出相关信息。但是，这种做法的负面效应更多。因为它的效果，来自于当事人的理解。如果当事人不理解其中包含的真实信息，就不能形成有效对话，还会造成新的矛盾，甚至带来“无中生有”的冲突。即使当事人能够准确无误地理解，也会因为这种方法的“名实不副”而产生抵触。假如一个老板，惩戒了一个违纪的员工，而当事人和其他员工都为这个被惩戒者抱屈，认为老板是甲罪乙治式的“找茬”，那么，这个老板的威望就会大打折扣。再如一个上司，给一个业绩并不那么卓著的部属高额奖励，的效果，也不过是能够激励部下对这个上司的个人效忠和人身依附，对事业发展不会起到实质作用。
　　因此，“指东打西”在管理中不是根本不能采用，但必须慎用。其效果取决于领导人的道德状况。说到底，“指东打西”的内在不足是名实不副。正常的管理，应该力求做到名实一致。一旦名与实存在不一致，那么，这种不一致程度越大，对领导人的道德要求越高。只有当部下认为你的“指东打西”是出于好心和善意时，才有可能产生积极效果。孟子所言：“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实际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