雍正朝后，陋规故态复萌。乾嘉年间，养廉银依旧，而陋规红包却也死灰复燃。道光帝以节俭出名，心疼国家银子，于是借口国库空虚等等缘由，要求官吏从养廉银中“捐献”、“资助”国家。很快，养廉银的实发折扣越打越狠，官吏的陋规红包却水涨船高，一切又恢复了过去的常态。所不同处就是苦了百姓——原来的火耗已经变成正式附加税，现在的陋规又要增加新的收费项目。到了晚清慈禧时的新政，几乎所有的改革举措都毫无例外地变成了官员捞钱的新途径。李鸿章曾在奏章中描述：“政以贿成，婪索相竞。自大府以至牧令，罕能以廉公自持。取之僚属者，节寿有贺仪，到任有规礼，补缺署缺有酬谢。取之商民者，街市铺户有摊派。变本加厉，上下相沿，不以为怪。”当初雍正的改革，至此彻底走向反面。 
    历史警示
    陋规的兴衰演变，为当代管理提供了许多启示。
    首先，毋庸置疑的是，人类行为会自然形成某种惯例。对此，管理者必须高度重视；否则，管理活动就很难有效，甚至寸步难行。管理者的权威，不仅来自法律制度，更取决于对惯例的掌握程度和尊重程度。例如，《红楼梦》里的探春管家，一上任就碰上了给赵姨娘兄弟发放“抚恤费”的难题，幸亏熟知其中窍道的王熙凤派平儿来告知她以往惯例，才化解了这个难题。现实中，我们常常看到，有经验的管理者一旦碰上某件拿不准的事务，不仅要查考制度是如何规定的，更重要的是还要了解以往实际是如何操作的。单一迷信纸上的制度，往往会碰钉子甚至触霉头。
    对惯例问题，学术界中的许多大家都进行过透彻的研究并提出了深刻的理论见解，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和“扩展秩序”理论就是一例。自发秩序的形成源于社会文化，由此也就形成了管理与文化关系之结（complex）。那些试图按自然科学的方式和法则研究管理的学者，那些幻想将管理学构建成与物理学类似学科的努力，恐怕没有能够成功的。其中的关键，就在于管理活动中渗透了文化因素的影响，无法做到的价值中立。中国的物理学同美国的物理学几乎没有区别，但中国的管理学同美国的管理学则大不相同。在中国，这个管理与文化之结，是由伦理人情关系形成的一种互相缠绕、环环相扣的“中国结”。这一点，同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紧密相关。关于伦理人情关系在中国的特殊地位和深远影响，不少学者都有深刻的论述，费孝通先生提出“差序格局”，梁漱溟先生提出的“伦理本位”。要在中国取得管理上的成功，仅仅掌握“流程重组”、“战略模型”、“六西格马”、“平衡计分卡”等先进技术，恐怕尚属枝节，而只有掌握社会关系、人情冷暖，才可能是根本。
    从陋规的形成和演变，还可以看出，如果正式制度违反了文化背景的价值准则，陋规会在不知不觉中瓦解正式制度的效力，使正式制度形同虚设，甚至走向反面。原本，在汉唐时期，官场送礼是被视为行贿的，因此也有相应的办法治罪。然而，明代的低俸制尽管有朱元璋的严刑酷法甚至法外用刑来推行，却受到了官场中不显山不露水的“软抵抗”。不久，低俸制就彻底失效，官吏的俸外收入更变本加厉。这就告诉管理者，在制度设计中，如果不考虑惯例习俗的对抗，多半会适得其反。现实中有许多“看起来很美”的管理制度都走上了制度异化的不归路，原因就在没能包纳吸收“自发秩序”。
    那么，试图将陋规正式制度化的改革又会如何？结果恐怕只会“层层加码”。陋规所反映出的习惯性行为规则是不可能以正式制度替代的。借用马克斯·韦伯的权威理论来分析，陋规所承载的权威是传统权威(某些方面也包含了魅力型权威)，但绝不承载法理权威。正规制度所承载的，则肯定属于法理权威。雍正将陋规改为养廉银，表面上看，既没有增加火耗数额，又没有减少官吏收入，仅仅是把“渠道”方向改变了，号称“上不误公，下不累民，无偏多偏少之弊，无苛索横征之扰，实通权达变之善策”(《清朝文献通考》卷90《职官十四》)。但事实却远非雍正帝想象得那样简单。任何一种制度，都是在整体系统环境下产生作用的。雍正时期的官场环境，必须依赖由陋规结成的网络才能运作。耗羡归公，致使这一制度体系失去了运作依托，所以，也只会生出新的陋规来弥补这种制度网络的缺陷。到头来，原有的陋规变成了正式制度，新的陋规立刻填空。变革之后，要想维持改革前的制度效果，肯定会不断增加制度成本。在清代的耗羡归公变革中，增加的成本就是“费改税”后又产生的新“费”，即使把这种新“费”再改为“税”，还会产生“费外费”。 
    当年的耗羡归公是这样，现今的管理制度何尝不是这样？新中国曾经在实行走婚制(也称阿注婚)的纳西族硬性推行民政部门的婚姻登记制，结果是，增加了新的婚姻登记手续，而阿注走婚如故。民政当局曾经多次花费极大气力取消民间婚姻的彩礼习俗，但之后不久彩礼又悄悄滋生出来。即使是在企业管理中，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管理活动中的制度“叠床架屋”现象，多半是这个原因造成的。
    也许，正式制度的人情化才是改革和发展的一条出路。当今十分强调的在管理中要以人为本，实际上就是对以往制度建设和改革中某种偏失的校正。“科学”和“理性”无疑具有巨大的进步力量，然而这种进步也有可能削弱甚至破坏传统社会的无形网络，对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带来某种看不见的阻隔。梅奥在霍桑实验时就指出，现代社会在技术取得巨大进步的同时，人们处理社会关系的技能反而不如农业社会。在现代化过程中，一个十分明显的趋势就是生活富足的同时心理焦虑也在增加，甚至抑郁症和精神疾病呈现上升趋势，这就是社会进步给我们带来的附加礼物之一。管理中，回归人本位置，把“利润”、“效益”等等追求所淹没了的人类自身价值重新寻找回来，这是当代管理学的发展方向。尤其在中国，如何在现代化过程中尽可能保持社会的伦理和情感纽带，更是经济发展中保持社会心理稳定的重要问题。
    历史不会重复，因此许多人对历史知识有多大用处感到疑惑。但是，历史却会呈现出某种规律性的东西。掌握历史规律，可以提醒我们不要在前人曾经摔跤的地方再度跌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