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金融监管的历史沿革

2010年《巴塞尔协议Ⅲ》

扩大资本覆盖面，增强风险捕捉能力

（1）提高资产证券化交易风险暴露的风险权重。

（2）大幅度提高内部模型法下市场风险的资本要求和定性标准。

（3）大幅度提高场外衍生品和证券融资交易的交易对手信用风险的资本要求。

（4）在第二支柱框架下明确了商业银行全面风险治理架构的监管要求。

修改资本定义，强化监管资本基础

（1）界定并区分一级资本和二级资本的功能：

一级资本应能够在银行持续经营条件下吸收损失，其中普通股应在一级资本中占主导地位；二级资本仅在银行破产清算条件下承受损失。

（2）对普通股、其他一级资本工具和二级资本工具分别建立严格的合格标准，以提高各类资本工具的损失吸收能力。

（3）引入严格的、统一的资本扣减项目，并要求从核心一级资本中扣减。资本扣减项目包括商誉和其他无形资产、递延净税收资产等多项内容。

（4）取消专门用于抵御市场风险的三级资本。

（5）要求商业银行发行的非普通股工具必须带有减记或转股条款，在银行无法生存情况下减记或转为普通股，以吸收损失。

建立杠杆率监管标准，弥补资本充足率缺陷

目标：

（1）为银行体系杠杆率累积确定底线，通过控制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的过度扩张，缓释不确定的去杠杆化过程带来的风险以及对金融体系和实际经济的负面影响。

（2）采用简单、透明、基于风险总量的指标，可以防止模型风险和计量错误，补充和强化基于新资本协议的风险资本监管框架。

建立宏观审慎资本要求，反映系统性风险

（1）在横向维度上，对具有系统重要性商业银行提出附加资本要求，降低“大而不能倒”带来的道德风险；

（2）在时间维度上，在资本要求中嵌入反周期的因子，降低银行体系和实体经济之间的正反馈循环，缓解亲经济周期效应。

建立量化流动性监管标准

（1）流动性覆盖率，衡量短期压力情景下单个银行应对流动性中断的能力。

（2）净稳定融资比率，度量中长期内银行可供使用的稳定资金来源能否支持其资产业务发展，推动银行使用稳定资金来源为其业务融资。

2015年7月，巴塞尔委员会公布了最新版《加强公司治理的原则》，重点修改：

①重新定义谨慎义务、忠诚义务、风险偏好、风险偏好框架以及风险文化等概念。

②引进合规原则，即银行董事会应对银行经理层的合规风险负起监督职责。

③扩大董事会在风险管理与控制方面的监管职责。

④强调董事会整体及其成员的任职资格要求。

⑤建立有利于强化公司治理和风险管理的薪酬体系。形成良好的激励机制，促进董事会勤勉履职，促使银行形成良好的企业文化和风险文化。


⑥重新定位公司治理中监管者职责，强调监管者需针对银行运作情况、董事会成员选择提供指引。

（1）督促修改国际会计标准。

（2）加强宏观审慎监管。

（3）扩大监管范围。

（4）推进执行国际监管标准。

（5）加强金融监管国际合作。

（6）加强薪酬和激励机制的监管。

联邦层面

机构性监管

美国联邦分业监管结构：

美联储（FRB）、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货币监理署（OCC）共同负责对商业银行的监管。

证券交易委员会（SEC）、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美国投资者保护公司（SIPC）共同负责对证券期货机构及证券期货市场的监管。

国家信用社管理局（NCUA）负责监管所有参加联邦保险的信用社。

功能性监管

所有类型金融控股公司的子公司，均由相应的行业监管机构监管。

州政府层面

美联邦层面没有保险监管机构，州政府包办了对保险机构的全部监管权。

在商业银行、储蓄贷款协会与信用合作社3个行业中，州政府也享有较大权力，其权属划分以“谁审批、谁监管”为原则，即由联邦政府颁发牌照的由联邦监管，由州政府颁发牌照的由州政府监管。

州政府的证券监管权相比其他行业要小，美国证监会、期货交易委员会及行业自律组织对证券机构实行垂直监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