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起大落间发现友情——中国企业家心理系列

　　朱建军：你遇到挫折时对朋友的理解是怎样的？

　　李若弘：我经历过很多波折，比如说“文化大革命”时候由于家庭的影响，我蹲过班房，挨过批斗。那时候你看到朋友的概念跟别人是不一样的，因为周边的人谁都不敢和你说话。当你还算风光的时候，大家都会围着你，说这好那好的；而一旦你落魄潦倒，什么友情、友谊，几乎就见不着了。所以人在大起大落的时候，才能体会到自己有多少真正的朋友。朱建军：其实真正的好朋友的数目是很少的，一般有三个，多的话也不过就是十来个。当然，具体是多少也因人而异。你觉得自己有多少个这种特别好的朋友？

　　李若弘：如果说是那些在自己遇到困难时，能够主动前来帮忙的朋友，应该不下几十个吧。

　　朱建军：在友情方面，企业家是不是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

　　李若弘：有，任何一个企业家都离不开社会的支持，这些支持很多方面都需要友情。比如说我们组织的“CBD杯”和“长城杯”高尔夫球邀请赛”，很多朋友在帮助我们，他们都是在负责任的、无私的帮助你，没有利益上的渴望。另外，在中国做企业非常需要政府的支持，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友情的存在会帮你节省时间办理各种手续。比如说在1992年我们要投资京润水上花园别墅这样的大型项目，结果仅仅用了四个小时，就签订了协议，而且整个手续的过程都是正规而迅速的。如果没有友情，没有别人对你的充分信任，很难达到这种效率。

　　朱建军：这种友情的基础是对对方诚信和实力的判断。

　　李若弘：对，是对一个人的实力和文化修养的判断。有些人可能很有钱，但是没有什么文化修养，这时候就很容易碰钉子，因为大部分政府官员并不在乎你有多少钱，尤其是北京的政府官员，他们更看重的是面子。因此，只有你具备了一定的文化修养，有经济实力、操作经验和规划运作的能力，他们才不会有顾虑。

　　朋友中外有别吗？

　　朱建军：你接触的很多朋友都来自于跨国公司，他们对友情的理解有什么不同？

　　李若弘：还是以刚才提到的高尔夫球赛为例，一般社会团体组织的高尔夫邀请赛，是拿钱邀请别人参加，被邀请者无论是吃、住、打都是不用花钱的。我们组织的比赛不是这样的，我们采用的是AA制，每一场比赛都自己拿上千块钱，但这些跨国公司的总裁都乐意参加。相反，要真是有谁想帮他们付钱，他们就觉得不舒服，因为他们不愿意欠这个情。他们会想：大家都是总裁，你干嘛要请我？这跟国内的情况是不太一样的。

　　主要原因是国内外的思维方式不一样，文化差异较大，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比较简单，在考虑问题时并不像国内考虑的那么复杂，礼节上不是那么细致。程序都是固定的，方方块块，应该怎么做早就规定好了，因为这是一贯法治修养的社会文化。

　　但是在国内打交道首先想到的是情，比如说用餐。在国外，吃饭时一定要注意礼仪，勺子怎么放，叉子怎么摆，都有约定俗成的规定。国内就不一样了，为了显示热情，还会帮别人夹菜。可以说，国内人的思维并没有受到条条框框的限制，变通能力强，反正能做的就尽量帮别人做了，这时候也会产生权力的作用，又或者是哥们儿义气和经济利益的影响。

　　朱建军：那么你愿意和国内的人交朋友，还是和国外的人交朋友？

　　李若弘：我希望是两者的综合体，把法治和中国的传统文化结合起来。跟外国人交朋友可能得到更多的是法治方面的修养；而跟国内朋友打交道则更注重传统文化中人情的美德，这种接近于亲情的东西，可以维持得更有深度和更为长久。

　　朱建军：刚开始和外国人打交道时觉得习惯吗？

　　李若弘：不习惯。我从小就和外国人打交道，其中也有欧洲政府、军队、商界的领导人。当时感觉他们很容易亲近，因为他们的做法都很有礼貌。国内的大人看到小孩，总忍不住摸摸小孩的头，或者把小孩抱起来看一看，或者赞美你几句。外国人就不一样了，哪怕你再小，他都会把你看做一个平等的个体，并且主动弯腰跟你握手。

　　等到后来跟外国人一起打高尔夫球，我又有了另外一种体会。外国人在打高尔夫球时都很注重自己的穿戴和礼仪，他们认为这些细节之处能够体现对别人的尊重。但是国内的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些人随便拿起衣服、帽子、鞋就去了。打球的时候，如果你打了一杆好球，不管认识不认识，别人都会马上为你鼓掌喝彩。此外，在国内打球，你会看到有些人因为球打不好就打得慢，不顾前后组的节奏，影响同伴情绪。但是在国外，你基本上看不到这种现象。他会为别人着想，这对建立友情是很重要的。

　　朱建军：所以，在如何建立友情的问题上，我们也应该洋为中用，把国外的一些好的方法引入。毕竟，友情是一种美好的感情，我们应该更深地对这种情感进行理解和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