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价劳动力”一直是我们引以为豪的优势。有人甚至说，中国可以在未来50年内靠自己的廉价劳动力竞争。在日前举办的首届青年华商峰会上，一位高层人士再次强调了我国的劳动力廉价优势：“在美国每小时工资约是16美元，在墨西哥约是4美元，在中国约是0.5美元”，我国每小时的劳动力成本不到美国的4%。
从表面上看，我国低廉的劳动力大大降低了生产成本，留下了较高的利润空间，成为吸引外资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但是长此以往，“低廉劳动力”带来的只能是忧患而不是优势。
首先，“廉价劳动力”，使我们陷入低技术的陷阱。
高工资、高收入反映了高技术含量。“廉价劳动力”引进的往往是高污染、低附加值和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夕阳工业”、“淘汰工厂”。即使是一些掌握了新技术的外商，在我国（大陆、内地）设厂也宁愿多雇廉价的工人，少用昂贵的先进设备，通过降低产品的技术含量，来提高经济效益。波士顿一家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在中国制造业中，降低技术投入、依赖廉价劳工可以带来更大的赢利。
廉价的低端劳动力，遏制了技术创新、管理创新。一位美国著名经济学家曾中肯地指出：“中国劳动力便宜，可总有比你更便宜的国家。关键是要把廉价劳动力转化成为更有创造力的劳动力。”长期立足于“廉价劳动力”的比较优势，不发展自主研发能力，我国就难以摆脱“打小工、挣小钱”的窘境，只能始终处于世界产业链条的低端，始终给别人打工。以世界著名品牌耐克为例，中国工人为它粘一双鞋，工钱只有7美分，而该公司一年付给迈克尔·乔丹的广告费却高达2300万美元。
其次，“廉价劳动力”，严重影响了劳动力素质的提高。
我国有8亿农民，目前有1．5亿农民工，每年还有成千上万的农民加入这一群体中，仿佛蕴藏着丰富的，甚至是永不枯竭的廉价劳动力资源。但是，去年7月，珠三角一带爆发了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次“民工荒”。据分析，起因很大程度上是近10年来，珠三角一带民工工资一分未涨，工人工资仅500-600元，有些甚至低至300-400元。如果扣除物价上涨因素，甚至比10年前还下降了16％。工资低、生活差、消费高这三大因素，使得这些民工宁可闲在土地上，也不愿意进城打工。
“廉价劳动力”的一个结果是，劳动者收入过低，维持低水准的生活，没有条件对自己和自己的下一代进行教育与培训，劳动力素质无法提高，甚至出现所谓的“盲流的孩子还是盲流，民工的孩子还是民工”的局面。最终的结果，是劳动生产率的停滞。据悉，我国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仅为美国的4.38％，日本的4.07％、德国的5.56％。
说到“廉价劳动力”，人们常常把工资和劳动力费用混为一谈，其实，工资只是劳动力费用的一部分。当工人挣得高于一倍的工资、但在单位时间内生产出三倍的产值的时候，劳动力费用不是上涨，而是下降。《华尔街时报》讲了个生动的例子：在现代工业部门，印度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只相当于美国工人的15％。如果你付给印度工人相当于美国工人五分之一的工资，印度的劳动力费用还是比美国的贵。我们今天靠低工资降低了劳动力费用，不用考虑劳动生产率的问题，明天则可能因为工人的劳动生产率太低，使劳动力费用居高不下，结果只能通过压低工资来抑制劳动力费用的上涨，而低工资反过来又妨碍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陷入一个恶性循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