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证券投资顾问业务的禁止性行为监管体系经历了从原则性规定到精细化管控的发展历程，其演变过程折射出监管部门对行业风险认知的不断深化。
基础性禁令的确立（1997-1998年） 《证券、期货投资咨询管理暂行办法》首次以部门规章形式明确了三大红线：
- 不得代理交易：严禁代客操作证券账户
- 禁止收益承诺：明确"不保本、不保收益"原则
- 规避利益冲突：限制买卖所推荐证券 1998年《证券法》将这些禁令提升至法律层级，并新增"禁止与客户约定收益分成"的条款，形成行业最基本的合规底线。
2010年的关键性扩展 《证券投资顾问业务暂行规定》在继承原有禁令基础上，针对行业新问题作出了突破性规定：
- 服务收费合规化：明令禁止以个人名义收取服务费
- 营销宣传底线：严禁虚假夸大过往业绩
- 媒介行为规范：特别禁止通过公众媒体作出具体证券买卖建议 这一时期还首次将"客户信息保密"纳入禁止性范畴，体现了对投资者隐私权的重视。
2020年修订的现代化调整 最新的监管修订在禁止性行为方面呈现出两大特征：
- 数字化禁区：针对互联网展业特点，禁止以算法漏洞诱导交易
- 权责明晰化：删除部分程序性限制，但强化实质违法责任的追究
值得注意的是，当前禁止性规定体系呈现"三层次"结构：
- 法律层面的刚性禁令（如《证券法》171条）
- 部门规章的操作性限制（如暂行规定）
- 自律规则的细化标准（如协会执业规范）
实务影响分析 2020年后，监管部门查处违规案件呈现新特点：
- 近三年86%的处罚涉及新媒体违规荐股
- 收益承诺类违规占比下降至12%，显示基础禁令成效显著
- 信息泄露案件同比上升35%，反映新风险点的出现
科目：证券投资顾问业务
考点：国内监管规定沿革
